邱磊:“跪地授课”诠释现代师爱的情与理

据“人民网”报道,来自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的教师唐宇,因在课堂的持续辅导中躬着背太累,而选择用单膝跪地的方式为学生讲题。事迹在网上传播后,迅速产生眼球效应,一时“点赞”无数,更有网友直接称之为“中国好教师”。

对于跪着上课,早有过相关案例或讨论。比如,2015年1月曾有一位患腰疾而跪着上课的秦皇岛女教师,广受赞誉。著名教育学者吴非也有本名为《不跪着教书》的专著,分析了教师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跪”,在中国的传统中一直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并以“跪天跪地跪父母”为基本的秩序建立家国伦理。而在教育中,除去身体残疾或文化隐喻的因素,每一次有关“跪操场”、“跪国旗”、“跪走廊”……的传闻,主体都是学生,媒体也在反复的呼吁中陷入了感官麻木和回天乏力的无奈中。可以说,在教育领域中,一旦某次事件与“跪”产生了瓜葛,多会引来不安、伤感、愤怒,乃至于咒骂和围攻。这些负面情绪和过激行为的反复震荡与交织,让“不跪着”正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而这一次,下跪的主体换成了教师,事件就表现得颇为意味深长。一方面,从感情上说,教师能主动“示弱”——即放下身段,撕去师道尊严的伪装,将大大拉近师生的感情距离。“反者,道之动”(《道德经》语),教师“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种角色和身份的巨大转变,不但使教师本身更具有魅惑力,让学生的感情屏障得以冰释,更有助于在时下“只教不育”的失衡生态中撕开一道充满人性光芒的口子。全球知名领导力专家约翰·麦克斯威尔将沟通分成五个层级,最低一层是利用身份或职位做沟通和管理,而真正高效能的,是达到彼此间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自觉。这靠什么?首先需要的就是感情共通,在彼此的悦纳和包容中完成教育的使命。

另一方面是理性的角度,哲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强调,“爱”本身是具有理性的,“爱一个人”或“关心一个人”,只能算是人的本能之一,但“会爱一个人”和“会关心一个人”又是另一回事情。从师爱的维度看,“辛辛苦苦做罪人,起早贪黑干坏事”已经是很多教育工作者浑然不觉的现实写照。如何统一“情”与“理”的分歧,破解这一悖论?答案无外乎从心理学、脑科学和社会学中找到依据。但唐老师在跪下的一瞬间,可能并没有考虑这些高深的专业知识,而是将他的师爱,淳淳地透过肩并肩、眼对眼的零距离方式,跳过空间距离,以及彼此在社会地位、传统伦理、知识背景上的差距,一步到位地做到“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以管理学来看,这属于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

可以说,这应该是一种超越具体学科知识的最优配置,我们不妨称之为教育理性或教育哲学。在生物界中,有一种“群蜂思维”,即一只蜜蜂或许没有智力,但只要数量足够多,就会在筑巢、觅食等利益选择上产生理性。我们看到,当“知”和“行”、“情”与“理”产生冲突时,回归到下意识的本能行动,抛开各种有形与无形的束缚,除却利益、考核、名声、晋职的搅扰,往往能取得最优的办事效果。

老子说“道法自然”中,其主张行、立、坐、卧都是可以找到“道”的。我们回到案例中来说,“跪地授课”恰恰是老师抛却了各种“不方便”,以一种本能、超脱而有些创新的教学方式,完成了一次“知”和“行”、“情”与“理”的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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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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