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力量,从底层爆发

    春秋时,孔子率众周游列国。子路有回掉了队,又临近旁晚,天之将黑,一时心急如焚;正巧,见一老农在田间锄草,就赶忙问道:“你看见我老师了吗?”老农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了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这句流传至今的话,在当时的孔子听来都要脸红的,殊不知2500年后,如此知行分裂的现象早已是见怪不怪了——只是原先的古训,“与时俱进” 成了“高分低能”。大家开始时还常惜叹,可叹着叹着,就成了哀叹。

当面对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即便最优秀的学生,也常常会有“下笔千言,胸无一策”的困惑;当学校组织社会活动、开展集体劳动,我们往往会听到很多抱怨,甚至还有家长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呢?这与其说是孩子的问题,毋宁说是我们的教育走向了歧途。所以,若要彻底革除,必先提要钩玄,看一看,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简单归类,我以为,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虽各自表述,却内成一体。

首先是社会环境。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之产物,即惠之于社会,又受之束缚。学生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文化环境不会悬于空中,种种的浸染必然会反映到他们的行为上。有种看法说,虽有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但也不乏“出淤泥而不染”的。可是,需要看到,定力坚韧的洁身自好者毕竟是少数,岂能以小众代大众?况且我们面对的还是学生。他们在面对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贬低劳动)、“学而优则仕”(强调功利)等传统负面文化,在耳闻目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染缸中,恐怕很难超然物外。再加上“唯分数论、唯前途论”的家庭环境对其成长空间的挤压,使之更不可能“常闻到泥土的芬芳”。心力、脑力的成功,是家长期盼的;至于“体力”再强健的,也注定会“治于人”。

其次是学校环境。有人说,前面你讲的有什么用?社会环境不是学校所能左右的。是的,但要知道,一方面学校号称“小社会”,上至办学理念,下到教育行为,无不为社会而服务。要是脱离了前者,你如何去“改良”、“创造”?。另一方面,这也显示了其脆弱性。社会意识之痕(尤其是假家庭教育之手),深深烙在每个人的骨髓中,学校的作为常常是有限的。谈到这里,实际上也指向了现实:若是社会要求训练足够多的“得分机器”、“考试机器”,你的同行都在卯足了劲的干,你却天天在“社会实践”?这不仅是学生不能接受,恐怕连你自己也不敢认同吧?所以,在方方框框的限制下,在利益均衡的博弈下,学校无意于原本有益的劳动、社会实践。那么,学生的态度也不言自明了。

其三是师道环境。教师只是“曾经的学生”,他过去是学校教育的得益者,现在是代言者;他身上既保留了旧时代的特质,以便了解学生,又带有师道尊严。他在社会和学校的层层匡正下,也会趋于那些可见的、可控的、可比的教育教学方式,比如推崇数字化(考核)、制度化(管理)、模式化(教学)等,而无关痛痒的所谓“劳动”、“实践”,请问该如何评定呢,操作上有何规范呢,制度上有无健全呢?种种未知和不确定性,使他们得出最省事的办法就是:“不如走走过场吧”。所以,不管是亲师信道的学生,还是偷懒耍滑的,都对此类活动越发疏离了。

以上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它们是一种“环境共同体”,它们形成了既无法避免也无从抗拒的合力,并在潜移默化中点点渗透。准确的说,年段越高的学生,越是被量化到每一时、每一处,他们遭遇的是一种真正来自于精神的胁迫和钳制——设想,如果中高考设“社会实践科”,那么最先化“被动”为“主动”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学校,因为“环境”改变了,有了“社会需要”。

所以,当回到上文所说的“高分低能”,这其实不是学生的悲哀,而是老师、学校、社会的悲哀。我们不必也不应过多的归咎于他们,但面对改善,面对破除积弊的瓶颈,以及面对环境的强大惯性,我们的思考是从一次“自下而上”的尝试开始。

是否可以改变自身?在常态化的教育教学中,渐进式地融入劳动教育,比如和学生一起保洁教室,一起打扫包干区,一起评选“劳动之星”,一起将之纳入学生成长的记录之中,而不要等到“3·5学雷锋日”去作秀,不要将劳动作为惩罚的方式,让学生从心底里厌恶。更重要的是,不要将劳动和教育教学完全脱离开来,所有知识和技能的源头一定都是社会实践。比如,教语文的老师可以在劳动中告诉学生,“妇女”的“妇”字,甲骨文中即是一个人手持扫帚打扫卫生之意,“男人”的“男”字即是取“在田中劳作”之意;教数学的老师可以和学生分享笛卡尔从蜘蛛网的顿悟,从而产生“数形结合”的想法。只要肯动脑筋,转变观念,坚持率先垂范,学生负面的疑虑是可以得到冰释的。

是否可以改变学校?接下来就可以将劳动和实践的范围扩大到全校,但无需轰轰烈烈,都是点滴小事。比如在上放学时给过往的师生发放环保宣传单(地理),纠正校园错别字(语文),给所有植物注上学科名称及简介(生物)等。通过这些细小但不脱离教学的实践,辅之以老师的循循善诱,学生不但可以加深知识理解,还能锻炼组织、沟通、协调等社会能力。那些原先不想走出去、害怕浪费时间的消极观念,就可能产生动摇。如果参与的面广了,次数多了,还会给学校一种全新的风气,反过来促进管理者、老师们的思维转变。如此循环往复,必然会对传统的保守势力以冲击,学校也就能为劳动和实践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是否可以改变社会?这个命题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是毫无作为,社会中还是有积极力量可以利用的。可以依托家长会,或家校合作,获得家长对社会实践的支持;可以搞“校园开放日”,让社会人士走入学校,了解学校,尤其是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狭隘状态;让更多的人来体察教育、反思教育、改善教育。有了在教室中、学校中(而不是直接进入社会)的实践经验,学生融入社会的阻力就小得多,当他们从事服务性的社会劳动时,一方面自己有种“学以致用”的成就感,另一方面也容易获得社会更大的理解和包容。

简而言之,变“被动实践”为“主动参与”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环境,但不管是哪一种环境,都需要从我做起,从常态化做起,从扭转思想做起。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革新,是纯民间式的重塑过程,更是充满了浸润和濡染的启悟。不要指望有万金油,不要指望局面迅速改观,也不要指望什么彻底好转——如果有人声称做到,那他不是无知就是无识。但我们相信把点滴的努力汇集起来,就是无法阻挡的进步力量。

我们做的一切,正是促成这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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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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