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从“翻转课堂”看耗散时代的教育幻境与崇拜

2000年,美国研究者MaureenLage等人在 “Inverting the CLassroom: A Gateway to Creating an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mment”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在给学生教学时所采用的“翻转教学”方法,虽并没有明确提出"翻转课堂"一词及其概念,但这也算是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为“翻转课堂”及其教学流程了。2007年,美国一位化学教师开始使用视频录制PPT并附上声音讲解的方式开始给缺课的学生补课。随后,该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采用以学生在课前观看教学视频,课堂上主要对学习存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的方式传授新知识,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此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便开始在美国中小学教育中流行了起来,并漂洋过海,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火”了起来。甚至当我们行走在基础教育界,若不随时夹两句“翻转”“MOOC(幕课)”等词汇,几乎便成了一件很失颜面的事情。值得感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指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结构),塑造了我们每个人保守的文化心理,但这种牢固的传承性却拿教育无能为力它的“新范式”“新模式”“新经验”等仿佛具有某种天然的伦理优势,能迅速地被众人传递,推崇和效仿。可这些“新词”一旦被人们过度解构和消费后,又会迅速地被后来者所淹没。“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数十年”,几乎已成了一种教育“新”常态。

回过头来看,“翻转课堂”的确有着不可小觑的生命力,如它的信息加载功能是传统课堂所无法企及的,优质资源能够在学习者群体中实现最大化的分享,信息传递是学生在课前进行的、知识内化是在课堂上通过师生、生生多维互动共同完成的,评价检测便捷、能实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效果等。一言以蔽之,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之上的教学变革,大大解放了“时-空”对人的限制,延伸了人的感宫,并以更多维的方式组织学习。于是,在“翻转课堂”优势光环的影响下,心理学意义上的“晕轮效应”也就出现了,即为数不少的人会以偏概全地认为这就是未来课堂的样子,所以他们纷纷效仿,处处宣扬,实行所谓的“自主学习”“在线课堂”教学模式。其实,教育教学难道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我们不妨从下面几个维度一探究竟。

 

    一、“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教育教学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是特别讲究效能和结果的。然而在当下,我们目力所看到的教学“改革”和各种模式之“旋风”,绝大部分都是在研究如何提升“效率”的问题。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有效的主管》一书中指出:“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效率和效能不应偏废,……但在无法兼得时,我们首先应着眼于效能,然后再设法提高效率。”所以我们理应要知道,没有方向的船,吹什么风都是逆风。

实现“翻转课堂”的逻辑前提是:学生在进入课堂前,对讨论的课题或内容是有真学习和真研究的。这意味着学生对课程必须具有足够的兴趣和热情,并自愿付出代价予以研究(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此时,他们心中对“做正确的事”是了然于胸的。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前提,从《道德经》的视角分析,这就是未来生化万物的“一”;而借助《论语》的阐述,这就是“君子务本,本身而道立”的“本”。可以说,美国教育家杜威进行了十年的实验学校探索,做了半个世纪的理论研究,为的就是让教学摆脱脸谱式的机械、呆板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思维,让学生能在个人兴趣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做中学”的学习方式。杜威对此总结说:“我们并不是要尝试使儿童对所有的工作都产生兴趣,而是要在工作对儿童产生自然的吸引力的基础上选择工作。兴趣应该是选择的基础,因为儿童对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是感兴趣的。”

不难发现,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找到学生天赋与成长之间的某种对接渠道,其次才是“效率”。传统课堂至少还有导引、展示、欣赏以及包括教师亲和力、人格魅力、示范引领等在内的功能,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愿望。但“翻转课堂”却回避了这一问题,它没有从学生的自我需求和意愿出发,而是选择从“二”开始,直接去做“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此的演进方式,虽然技术含量高,资源充足,自由度大,但实践的根基终是不牢固的。如今,很多学校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热”过了以后,又恢复到从前的授课制,就是因为学生的学习过程游离和扭曲了课程设计的初衷。这种持续的无谓耗散(如时间、精力等),是任何一个学校都承担不起的,究其原因,就在于“所学非所需”。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能够容忍“翻转课堂”的这种先天不足,只以“效率崇拜”为指导思想,贝势必得配有完善的监管措施以作平衡,也就是说,要时刻监管每个孩子在线上的学习和活动情况。但完成这一任务,除了要动员所有的家长施加援手外,学校的管理成本也根本无法支撑这样的耗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课堂教学仍要回到原路上去。

 

    二、幻境与现实的迷失

 

百余年前,为了自强图新,中国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自以为学得别人的蒸汽机、铁甲船(军舰)、火炮机枪就能“ 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结果呢? 2007年,“翻转课堂”在美国诞生,并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听闻,就立即群而效之——联想到以“第56号教室”著称的雷夫,且不谈其过人之处,“红遍大江南北”的事物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历史已经带给了我们很多类似的思考。

以美国来论,“翻转课堂”之所以能“翻”得过来,是因为他们的“课”无论是在设计理念上,还是在文化生态上,抑或是价值主张、实施结构上等,均是开放和自由的,其本身就具有延展性和发散性,而“翻转课堂”的推动者Jon Bergmann和Aaron Sams也只能算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而已。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和软硬件环境,包括整个教育教学的评价体系和社会认知度,显然都与我们不在同一语境上,领先了我们很多年。早在1992年,当计算机在中国国内还算是非常罕见的物品时,美国就制定了“信息高速公路”战略。1998年,美国又投入了510亿美元进行“美国教育行动”计划,至今方才建成一个覆盖全国教育机构的网络。技术、资源、心理、环境、政策、经济……可以说,这些都为网络教学奠定了基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支持。

从中可以看出,“翻转课堂”是在他们的土壤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也符合哲学家卢梭所说的教育即“天赋生长”的理论。相对于中国来说,“翻转课堂”就有点“邯郸学步”与“拔苗助长”的味道了。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以农村来看,网络尚未普及,传统观念还很浓厚,教师让孩子在家自主看视频,家长第一个就不答应;以城市来论,因“网恋”“网游”“网瘾”的过度宣传和泛滥,学校、老师、家长防之尚恐不及,如此拒“网”(是非另论,却属实情),逞论放手自流?

但另一方面,“翻转课堂”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幅壮美的气象:课后优质资源实现共享,一系列的图示技术把本来不可视的思考方法和思考路径呈现出来(即思维可视化),学习数据的存储与再现,跟踪监测与训练,课堂上针对性的探究,交互式的答问,民主式的氛围,依据学生特征的教学,等等。显然,这为我们构建出的是一个完美的“人-机”协作模式。从表象上看,教师从费时费力的集中讲授和密集训练的课堂中解放出来,转而以答疑解惑的形式,去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甚至他们仅仅需要合理组织学习方式,让学生相互答问、自主探究即可,这看起来似乎颇为轻松;学生更是如鱼得水,真正可做课堂的主人,疑之所出、答之所由、虑之所得、感之所属,都是出自学生个人。如此这般,绝对是个性化学习的典范了。

但以实际情况看,上述设计只是一个越吹越大的气泡,现实的变形和撕裂必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耗散结构。仅以微观的“师生”二维观来分析:立足于教师方面,若要求他们每节课都自主录制视频,在升学压力和时间、精力不足的制约下,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教师从网络中搜集资料来制作教学视频就成了主要途径。但这又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是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很难得到保证,现在国内也很难找到知识谱系、学科结构齐全的数字化视频,更谈不上教材版本的差异化问题。那些口口声声描绘美好前景的人,不是沽名钓誉的网络平台商,就是教育乐观主义者,心中盘算的无外乎一个"利"字。二是网络视频资源与教师资质的适配性问题也得不到有效解决,每个教师的课程意识、教学风格、驾驭生成、知识背景、技巧经验、个性解读等都只能对应于自己的课堂和学生。试想,如果一个教师拿着别人的视频来上自己的课,那该有多别扭?

立足于学生角度,“翻转课堂”的本质是学生的自学和互学。Jon Bergmann和Aaron Sams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制作视频的初衷是给那些因路途遥远而拉下课的孩子观看的,学生们有求知欲,又愿意以“空间换时间”,加之客观条件的成熟,传统的课堂才能被成功地“翻转”。但我们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在当前环境下,学生们每天停留在学校的时间是比较久的,教育部也明文规定学生每天在校时间,小学生不超过6小时,初中生不超过7小时,普通高中生不超过8小时。显然,教师本来有足够的时间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地引导、讨论、分析与整理学科知识和现场解决问题,但如今却要“多此一举”地录视频、看视频和评视频,他们对待“翻转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可想而知;放学后,学生本来就已经是拖着一身疲惫到家,急匆匆地忙完各科作业外,还有视频学习任务压身,那他们完成任务的质量也不难推测了。

 

    三、耗散时代的教育主张

 

其实,今天教育中的无谓耗散已经够多的了。但面对“翻转课堂”咄咄逼人的强势进攻,我们非但没有做出反思,反而进一步在促成“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集体耗散结构,甚至社会上还不乏一些教育观扭曲的人在不断地“推波助澜”。在此环境和舆论压力下,学校不得不表表姿态,时常搞点“公开课”“研讨课”,以对考察;教师不得不起早贪黑地折腾视频,设计课堂对话,以保考核;学生不得不忍受形式主义,“积极”配合,以安考试。最惨的是家长,虽然心生疑窦,如坠云雾,却也只能不舍昼夜地身兼“勤务”“监督”“保障”等多重工作。所以,在这场一边是狂欢,一边是挣扎;一边在憧憬未来,一边在忍受现实的二元悖论中,我们的教育正在加剧耗散和浪费。如此之下,又怎能让人看到教育的明天?

不过,希望还是有的。“翻转课堂”的真正出路在哪里?笔者试举一例: 1996年夏天,三名以色列的年轻人决定基于互联网技术,开发出一种实现人与人之间快速直接交流的软件,他们将之命名为“ICQ”(即QQ的前身)。这一技术被马化腾得到后,他在继承的同时进行了中国化改造,并成功地进行了市场化营销,建立起今天的腾讯王国。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一项技术也好,一个发明也罢,最终的受惠国(人)多不是来自于发源地,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在欧洲产生的推动作用远超过中国,爱迪生也不是第一个发明电灯的人,却被历史铭记(他极大降低了电灯的成本,使之商业化)。

教育亦是如此。当我们从美国那里学到了“翻转课堂”,是不是仅仅做到“COPY不走样”就行了?这种低廉的复制和生硬的套用,对现实教育的伤害有没有做过评估?或许,我们工作的真正重心是回到“儿童立场”中来,以中国人自己的性格、文化、兴趣、知识结构等重构外来的新技术和新模式。比如,东方人的性格多内敛,即使对知识有相同程度的理解(或困惑),我们学生的表达方式也不像美国学生那样直截了当、大大咧咧,当学生们上课发言不积极,教师就应该转变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再如,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均不同于西方——“古藤老树昏鸦”的语言美,对西方人来说简直就是“逻辑不通”。因此,老师对“情”“意”“境”的把握,就应有更重的分量,而非简单地陈述答案和结果。

我们承认,教育是需要创新的,但这个“新”应该是《大学》里“苟日新,曰日新,又日新”之“新”,却非盲目趋之,整日沉浸在一片幻境和臆想的多、快、好、省中,更不是一昧崇拜模式和技术,将教育资源和潜力耗费在光鲜华丽的“运动”和“工程”之中。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停下太快的脚步,回头等一等疲惫不堪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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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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