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化解“接送难”,别光让家长“吃药”

低幼龄孩子的“接送难”,一直是困扰无数年轻家长的难题。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袁江华提出,“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和国家公职人员延迟退休等政策层面的叠加效应,将使该问题雪上加霜,如何积极破解成了一道令人窘迫的现实问题。

众所周知,“接送难”的顽症由来已久。其根源突出表现为孩子上、放学时间与家长工作时间的冲突。比如,孩子中午放学大致在十点半至十一点半之间,下午放学大致在三点半至四点半之间,相比较父母的下班时间,普遍提前了一至两个小时。相反,孩子的上学时间又普遍早于家长的上班时间,这让后者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休息来对冲时间上的失衡和矛盾,所以,家长当下面临的尴尬处境是:究竟是请假接送孩子,还是由老人或保姆代劳,或者干脆让孩子独自回家?这三个选项,置于职业纪律、家庭伦理、人身安全的拷问和夹逼下,均不是长久之计。但此问题又关乎广大家长群体的利益,自然会形成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舆论关注。

对此,最简单的寻解之道,看似是让家长与孩子做到“时间同步”,但考虑到其广泛的职业分布、复杂的职业类型和异构的职业性质,短时间内尚无实现的可能。真正脚踏实地、表里兼治的,应是政府和学校“联姻”,因地制宜,合力推动下的多元建构方式。一方面,政府扶持、学校办班。比如,袁江华建议在学校内设托管机构,配备活动室和专职教师,开放图书馆、体育馆、劳技中心等,就是此例。这种方法最为稳妥,社会认可程度高,且容易实行,成为“联姻”的主要方式。就政府来说,需要予以政策、资金、环境保障,引导学校调整职能,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就学校来说,当务之急是在课程管理、教材更新、活动设置、人员培训、考评绩效等方面不断拓展和完善,并积极联系家长,形成常态的家校联系机制,比如成立家长委员会等,定期听取意见,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和发展。当然,需要防范此种行为演变成应试教育、填鸭教育的变种,社会和舆论监督也不可缺位。

另一方面,“政校联姻”的“校”还包括民办学校、培训机构、文化宫等由社会力量组成的办学实体。他们可以分散公办学校压力,减轻政府负担和活化教育市场,给孩子提供更为多元的课程选择,应该说也是解决“接送难”问题的优质资源之一。政府在适当采取政策倾斜、补助扶持的同时,不断加强监督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尤其须做实在与公办学校的衔接(内容、时间、形式)、交通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细节工作。当社会力量得到政府的积极鼓励,在万众创新、“互联网+”思维的时代背景下,势必展现前所未有的活动和创造力,“接送难”将从一个“问题”转变成优化教育结构的一次“契机”,民间学校的“崛起”会成为当前教育突围和转型的宝贵出口。

最后,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等多种途径化解“接送难”问题。总之,在当前的教育生态和时代背景下,寻解家长与孩子间的时间平衡,既保障孩子基本的教育、娱乐、游戏的权利,又要做到安全可控、便于实施,这就需要政府与学校积极“联姻”,开动脑筋,优化组合,不断挖掘资源,更新形式;不断将家长、社会、企业、舆论等各方力量纳入其中,引导大家发挥积极性、创造性,那么“接送难”就会成为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自新、提升教育品质的孵育器和催化剂。(《中国教育报》2016.3.13,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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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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