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红军:在隔离与融合之间——艾滋儿童上学难怎么办?

都说“上学难”,可是,对于11岁的莎莎来说,上学可谓“难上加难”。两年前,她被确诊有艾滋病后,莎莎上学的努力遭到了其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媒体称莎莎“两度上学被家长们赶走”。

莎莎因为母婴传播得了艾滋病,很无辜。她的父母因为艾滋病相继去世,她成了孤儿,很可怜。家长们很同情她,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赶走”莎莎呢?

因为恐惧和自我保护。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被传染艾滋病毒。有家长说:“村民们都知道她爸妈是怎么死的,评论很不好,不能让她和我们的孩子混在一起。”

即便校长和班主任拿出艾滋病宣传手册对家长们“科普”,告诉他们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不可能通过蚊虫叮咬和日常交流等方式传播,家长们还是不放心,说“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其实,说家长们“赶走”莎莎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它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事实的另一面是,家长选择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莎莎所在的学校。家长们陆陆续续把孩子转到其他村的小学,或者干脆在家里待着,不来学校。准确地说,无论是“赶走”莎莎,还是自己“走人”,都是选择“隔离”。

如何安置莎莎,保障像莎莎这样的特殊儿童上学的权利?镇政府、镇中心学校、赤塅完小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送莎莎去山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边上学边治疗;二是送莎莎去衡阳的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住院治疗;三是由赤塅完小找老师上门来教。显然,以上三种方案都是以“隔离”为主要特征的。

莎莎不同意第一种方案,因为她不想离爷爷奶奶太远;她的爷爷不同意第二种方案,因为他觉得孙女的问题不是治病,而是读书;最后,只剩下第三种方案。从今年3月开学开始,赤塅完小新到任的校长尹鹏波和另一位老师每周花半天时间来给莎莎上课,尹鹏波教数学,另一位老师教语文。

然而,“送教上门”的方式能否持久却是个问题。语文老师去了两次之后不愿意再去,理由是“我还年轻,还没生孩子”。尹校长也忐忑,他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他尽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饭喝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县教育局的陈凯安科长指出,送课上门的方式,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最理想的状况是让莎莎回到校园里,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

隔离,还是融合?这是个问题。无疑,多数家长的选择是让自己的孩子与莎莎隔离。校方和教育局虽然做了“融合教育”的努力,但收效甚微。怎么办

首先,作为政府部门,应当强化和提高“公共服务”的理念及其能力。教育局不能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视而不见,否则就有行政不作为之嫌。更不能以“保了一方,势必要牺牲另一方”的观念来弱化政府的公共职责。

其次,发挥市场和NGO组织的作用,有效增加教育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为家长们创造更多的创办教育和选择教育的机会、条件和环境,完善包括政府、市场和NGO组织等多方力量合作的长效机制,比如落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

第三,避免伤害,消除歧视。家长们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基于各自有限的理性和认知,在利益考量上作出“隔离”的选择,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孩子,遵循的是“不伤害”的原则,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我们不能让“恐艾”的情绪无节制地漫延。政府、学校和媒体等须努力通过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科普和舆论等多种渠道消除社会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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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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