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你与我都可能成为改变的力量

此文发于《上海教育科研》今年第5期

内容摘要:
今天,我们这些教师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对教师的批评,最愿意听的就是对教育体制的批判。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今天这个教育生态的受害者。或许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不被绑架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真的无法出走,无法绕过,无法穿越这些困境,但是我们能做的,唯有用自己的智慧砸碎镣铐,以一己之力寻找改善的可能,而不是选择放弃与埋怨。
关键词:

教师个体 教育生态

今天,我们这些教师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对教师的批评,最愿意听的就是对教育体制的批判。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今天这个教育生态的受害者。是的,今天的教师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现有教育生态的受害者,但是我们对现有教育生态的形成究竟有没有责任,在现行的教育生态中自己是不是一无所能?

我与你,其实都是帮凶

有人说,当今的中国教育,实际上已经被某种力量所绑架。其一,教育的话语权,不在学生身上,不在教师身上,而在校长、局长等教育官员身上(许多学校的校长都有行政级别,是地地道道的官员)。其二,教育的目标,不以人才培养为本,而以官员政绩为本。这样的教育,人才培养是次要的,有时候,甚至只是一种口号、一个幌子,而真正的目标,却是官员的政绩。其三,导致弄虚作假和许多反教育现象的存在。这种教育,眼睛是向上的,工作是做给上级官员看的,不是真心为民众服务,也不是为民族未来的。所以,许多学校,平时工作并不落到实处,不按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办,专好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迎合上意,以博取政绩。

以上言说似乎倒也不无道理。我想说的是,绑架者可恶,也可恨,但是心甘情愿接受绑架就可悲了。

几年前,《钱江晚报》曾爆出这样的小学试题:“一个春天的夜里,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故乡,于是吟了一首诗。请问这诗是什么?”一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被老师判为错误,因为答案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叫人难以相信的是,有一年“两会”,一位委员出了一道幼儿园考小学的题:1、3、5、7是按奇数分类的,那1378、59、246是 按什么分的?这道题将在场的教授、副教授们都折磨得毫无办法。标准答案是音调的不同。

如此奇葩的事,难道只是体制和制度,或者说只是校长一个人在干?谁能说我们这些教师和家长难道没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间?我们之所以会习惯性地将责任推给体制与制度,推给校长,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被动者,或者只是为了谋生不得已而为之,殊不知,正是我们的“被害”“被动”“不得已”助长了我们所唾弃的现今的教育局面,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帮凶。

其实,许许多多校长、局长也是被绑架的(当然不排除心甘情愿的),你不被绑架行吗?天网恢恢啊!可是,我们内心要有自己的主张啊,强大的行政主导,社会压力,家长需要,就是要逼良为娼的。《二六七号牢房》,有这样的句子:手里要拿稳,心里也要拿稳啊。面对强大的行政力量,社会舆论,家长的需要,你想保持贞洁,你想以死相拼,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心力要拿稳啊,心里拿稳了,就可能发挥我们每个个体的智慧同绑架虚以委蛇,在自己可能的空间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我常常这样要求自己和同仁:对体制框架要求的事情一定要应付好,不应付好的话我们认定的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可能去做了,我们所不齿的那些事情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大,改变的希望也就越来越小。

事实上行政推动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容易应付的,智慧一点的话,在应付的同时还可以夹“私活”,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自己认定的想做想做的东西。我在任二甲中学校长的时候,在努力做好行政框架下的工作的同时,力倡“‘今天第二’理念下的行为文化建设”,努力让师生在“行动中改变理念,在理念的改变中不断前行”,比如我们从厕所管理的变革开始,改善学校环境生态,从建设“体育器材超市”入手,实现每天运动一小时,以教师阅读为抓手,推动教师专业成长,不仅改变了学校的文化生态,也增强了自己在现有教育体制下推动变革的勇气。

一个有智慧的教师是会思考如何在繁琐中见简捷,在繁复中找单纯,在貌似科学合理中发现不科学与不合理,进而用自己的方式引导学生在轻松愉悦与简单而不单一的情景下学有所获。雅思贝尔斯说,教育“既不能落入过去,也不能转向未来,而是完完全全存在于现在之中:在真理的获得中敞开道路,并继续坚持这一道路”。至少我们可以反思自己在教育工作中花了多少心思,在备课辅导上花了多少时间,而不是一味地埋怨教育体制对我们的绑架,学校和管理者对我们的监管。在形形色色的“绑架”面前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善,在现有的教育框架中添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

绑架固然可恶,但作为具体的生命个体,思想本属于自我的,所谓“我思故我在”,想要挣脱绑架,甭想以来其他,关键在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我师父陈有明先生将近七十的时候去登华山,是自己一步一步跑上去的,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坐轿子子,他说自己跑的时候命运是自己掌控的,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轿夫未必靠得住。用雅思贝尔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能让未来的蓝图引入歧途,这一蓝图以乐观或悲观的表面知识欺骗我们,相反我们必须对自我所担当的责任有清醒的意识。这一责任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存在于我们的冲动和感觉之中,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指南和与人交往中,也存在于所有大大小小的决定中,这些决定并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事物本质的发展,同样,这一责任还在于我们对人的看法、对文化密码的再现、人们所遵循的准则、人们所指向的最终目标中,我们实现自由的行动,对自由我们是有责任的”[1]。

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当面对现实,不畏艰难,在有限的空间做出力所能及的改善,至少在课堂上不只是一味的听从他者的摆布,而是努力用自己对教育的哲学思考改善我们的教育行动。英国教育理论家、西方分析教育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瑞查德·斯坦尼·彼特斯(RichardStanleyPeters)认为,教师是传递社会文化的中介人,是文化的权威,教师必须发挥教导者和榜样的作用。我以为所谓的教导者与榜样,无非就是坦然面对种种困境,从改变自己开始,至少是从改变自己的课堂教学开始。

你和我,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其实体制对教育的绑架在各国都是如此,美国学者大卫·W.奥尔认为,世界各国现行正规的教育至少“有三种种危险对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来说,后果特别严重:(1)正规规教育使得学生们在弄清楚自己的角色之前,先去考虑他们的生计;(2)正规教育会让学生们成为缺乏道德感,狭隘的技术人员;(3)正规教育会泯灭学生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2]

对教育的危险勒庞、弗莱雷等哲人也有过类似的观点。遗憾的是当有人批评时下教育存在的问题的时候,最为反感的倒是我们这些教育人,我们总是会千方百计地从体制和制度上去找原因,似乎今天窘困的教育生态与我们这些教育人丝毫没有关系,如果说要有点关系,这关系也在校长,“一线教师”总是被动的,无奈的。不错,现行教育体制和制度无疑是有问题的,体制与制度有问题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些从事实际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就没有问题,或者只有校长有问题?我们总是习惯了对体制与他人的反思,但很少反思自己;我们也习惯了批评教育,但一旦有人批评我们的时候,就会抱成一团群起而攻之而无视伦理与常识,因为我们总是弱势,凭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魏忠先生《教师是教育创新最大阻碍》的博文以及许多其他先生类似的文字之所以会招来一片谩骂,原因其实也在这里。

必须承认,造成现今不理想的教育生态的责任根本原因绝不单单在我们这些教师,大卫·W.奥尔对此作了很到位的分析:“当然教育不可能独自造成这些危险。正规教育还需要一些帮凶,比如:麻木不仁、没有责任感的父母、超级购物中心、电视、MTV和电子游戏、攫取最大利润的文化、对自己脚下的上地一无所知的移民。学校教育只不过是较大层次上文化衰落的帮凶。但是,又没有其他机构能更好地扭转这种衰落。那么答案就是:不要放弃和减少正规教育,但是,要改革正规教育。”[3]

谁来改革?我想首先应该是我们这些从事正规教育的教师,如果我们总是将责任推给别人,那就是一种不负责任。想想看我们是不生正干着扼杀学生天分的勾当?我们是不是正不遗余力地“把学习变成无聊的日常事务,繁琐的记忆,脱离亲身体验的大量枯燥概念,死钻教科书”,或者正在“挖苦奚落,条条框框太多,过分强调考试成绩,过多看电视、玩电脑,过多室内学习等等”。[4]想想看,在今天这个网络社会,大数据时代,我们这些教师有多少人不是依然习惯于根据教参和“优秀教案”之类来备课、上课。又有多少不是“只知道啃书本”,只知道膜拜“二手”、甚至“三手”的货色。很少放手去寻找和积累属于自己的“一手知识”。有多少教师不是教着教着使自己成了“二传手”“二手货”的,又有多少学生不是在我们这些“二传手”“二手货”的教育下成了“三手货”甚至“四手货”的?

可怕的是今天的许多教育人,完全不自觉于教育的实际情况,只顾自说自话,有人还傲慢得不容他人质疑,甚至还懒得阅读与思考,更懒得把心智和“实际创造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有几个人能如民国时代的老师们总能给学生以外的惊喜或者不经意的地吊一吊学生的胃口的,比如刘文典有一回讲《月赋》。讲到一半,突然卖起了关子,宣布关键处到等到“下个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才揭秘。原来,那晚恰是阴历十五,皓月当空,他选择在如此情境交融下侃侃而谈,让在场的学生都大呼过瘾。

但时下不少红极一时的名师、专家,有多少能如刘文典的,又有多少不是“趋于支离破碎的知识,并且过于短视”的。他们总是很聪明地用他们“独到的视角”解构教材组织教学。也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教学与论断得到赢得了多少粉丝,得到了几个大家的赞赏,以证明自己的聪明。然而也正是这聪明,印证了大卫·W.奥尔“聪明的缩影就是专家”的论断。[5]

今天我们如何应对商业电视、网络游戏、家庭离异、自然衰败、以及城乡两极以及不断出现的暴力文化对学生心灵侵蚀的现实,重建“生态教育”?大卫·W.奥尔的建议是,“彻底打破旧的教育理论;彻底打破学科化的课程的束缚;彻底打破教室和教学楼的禁锢。”[6]要做到这些,我们首先需要有勇气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体制制度如此,但是面对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我们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无能为力?我看不见得。比如我在主持学校工作的那些年给自己的提醒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教育生态中尽其所能,少做应试教育的帮凶。我的主张就是甘于“第二”,不争“第一”。我所在的学校就不推行教学模式,就不以考试成绩论英雄。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组织师生读书、思考、行走。几年下来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一样得到了同行和社会的认可。

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不被绑架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真的无法出走,无法绕过,无法穿越这些困境,但是我们能做的,唯有用自己的智慧砸碎镣铐,以一己之力寻找改善的可能,而不是选择放弃与埋怨。参与改善的人多了,也就有希望了。你和我,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德)雅思贝尔斯 著,邹进 译,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5.P17
[2][3](美)大卫·W.奥尔 著,君建 叶阳 译。大地在心:教育、环境、人类前景, 商务印书馆2013.6.P26
[4]同上P24
[5]同上P33
[6]同上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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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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