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红军:不要敌视校外培训市场 ——关于“校外培训热”的冷思考

 

前不久看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就校外培训市场的一些发言,让我有一种不得不说一说的冲动。关于“校外培训热”,我最想说的是,请你们不要敌视校外培训市场。

韩正书记说:“教育是神圣的职业,教育家是一批优秀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更加优秀的下一代。所以,教育绝对不能为资本所绑架。”他扬言要出台措施清理、整顿、规范、净化教育培训市场,目的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维护义务教育公平正义的初衷”,“维护上海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我估计会有不少人给韩书记点赞,说他“站得高,看得远”,我却不以为然。

我不是说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不好,也不是不要义务教育的公平正义,更不是要毁掉上海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屡减不轻”,教育的公平正义如何可能,教育改革发展之路究竟在何方?很遗憾,韩书记的观点是错的,照他的意见去做,既减轻不了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也不会增进教育的公平正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可能灰飞烟灭。

认为学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和培训加重了他们的课业负担,把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情况归罪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是一种容易得势却十分肤浅的意见。中国学生的课业负担到底是过重了,还是太轻了?如果是“过重”了,主要责任者是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机构?或者有“不可承受之重”的别的原因?

看一种负担是“过重”,还是“太轻”,可以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当事人的承重能力;二是该负担是否值得担负;三是有没有别的人分担或帮助。首先,一般而言,对承重能力弱的人而言“过重”的负担,对承重能力强的人来说可能“不重”甚至“太轻”。其次,假如一种负担对当事人来说是“值得”的,虽然重一点,但只要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不至于被压跨或致命,他可能会说“不重”甚至说“轻着呢”。此外,假如有人分担和帮助,即使是重的负担,也可能变轻。明确了考虑负担轻重的因素之后再来看中小学校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到底谁“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就容易明白了。

有些孩子不觉得在学校的学习负担重,因为他们的学习基础比较好,学习能力比强,更适应学校的教学模式和环境,得到老师们的赞赏和学校的嘉奖的机会也比较多;别外某些孩子因为学习基础差,学习能力不强,又因为班级规模大或者教师责任心以及能力不够等诸多原因而得不到支持和帮助,甚至受到歧视,他们在学校可能觉得难受,更有可能感受到“课业负担过重”。假如后者到校外培训机构参加学习,有教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循序渐进,不断找到进步的感觉,他们之中有多少人会觉得负担“过重”呢?

再说加重课业负担“值不值得”的问题。据我观察,主动或被动地自觉地给自己“加重”学习负担的学生及其家长之所以“愿意”加重负担,甚至还要为此付出不菲的金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地位升迁;二是为了素质提升。我还没见过为了审美情趣或享受教育过程而给孩子加重课业负担的。

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说的就是第一个原因,学校分三六九等,进入不同的学校,代表着孩子的未来获得不同的财富、权力、职业声望和婚姻家庭关系,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之下,这些东西还会涉及他们的下一代的福祉。在社会分阶层和学校分等级而且二者几乎一一对应的事实面前,明智的孩子和家长们能不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吗?不论“择校热”,还是“校外培训热”,都是这种“群体焦虑症”的放大了的表现。

除了“地位升迁”的目的,也有大量的家长送孩子上课外校外培训班和辅导班真的是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才艺和技能,提升他们的文明水平和素养程度的。没有人强制,没有他人的苦口婆心,他们自己掏腰包送自己的孩子去校外机构培训,难道这些家长都傻吗?不排除一些家长是“跟风”,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与现存教育制度及学校教育状况的不适应之间的矛盾,并开始“自救”或寻求可替代的教育服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恰恰就是可能的“优质”的或者“合意”的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韩书记说:“如果所有的教育培训中心是为逐利的、营利的,我们绝对不允许这样一种被绑架的教育。在上海,党和政府是要管的!不管,我们是失职!”我要说的是,韩书记,您错了!绑架孩子和教育的恰恰不是校外培训机构或者您所说的逐利、营利的“教育培训中心”,而是另有原因或者绑架者。校外培训中心和机构是教育培训服务的提供者,投资人创办这些教育培训机构并不是您所说的“用资本绑架教育”。相反,他们主动投入、融入和利用资本来创造、提供各种教育培训服务。只要他们的资本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不是倚靠权力强制征收或者贪来的,而是劳动、借贷及合法经营所得,凭什么“不允许”?为什么要扣上“绑架教育”的“罪名”?

不得不说,韩书记,您误解了“资本”的内涵和效用。资本是投资者用来运营从而企求增值的财富,它和土地、劳动一样,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的源泉。家长自己花钱买自己想要的教育或培训,有人想方设法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竞先提供各种教育和培训,为什么不喜闻乐见呢?

带着敌意“整顿”和“净化”教育市场是不可能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的。教育的公平正义如何可能?一句话可以说明——“公共的归公共,私人的归私人”。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利用好税金,办好公立学校,保障公民的基本的学习和教育权利;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利用好资本,自主合法经营,让市场主体双向选择和自由交易。包括提高教育培训市场的准入门槛在内的所谓的“净化教育市场”的行动或运动,不一定就能有效增进教育的公平正义,还可能让资本远离教育,让教育的可选择性变小,选择成本增加。

暂且不论教育是不是“神圣的职业”,只说教育家资本家是不是截然对立的?我承认教育家是优秀的人才,总的说来,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能培养更加优秀的下一代。但作为优秀人才的教育家,既可以被政府所用,办好公立教育,也可以被资本家所用,办好私立教育。资本家提供资本,教育家提供教育,合作服务人民,有何不妥?

(作者:邝红军,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教育时报》约稿,此为原文,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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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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